那一年，我参加了高考
朱沛心
那是公元一九七七年，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二年。那一年，我已经廿九岁了，在上海浦东当时叫川沙县的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当教师。与许多“老三届”知青仍在毫无希望的田野里“接受再教育”的处境相比，我算是够幸运的了，因为毕竟我有着一份月薪三十六元的固定工作。
那时整个国家虽然已终结了“十年浩劫”，但就象一个人劫后余生仍处于极度虚弱之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实际上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给他们命运带来转机的是那年夏天，那位“矮个子巨人”的重新复出。老百姓尽管嘴上不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接下去中国应该有戏了！果然不负众望，小平同志复出后不久所做的第一件顺应民心的事就是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七七年十月的一个早晨，我象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学校上班。刚踏进办公室的门口，我的同事汪国弟老师就激动万分地向我报告这一喜讯：“喂，老兄，你知道吗？高考又恢复了。”“是真的吗？你怎么知道？”我将信将疑地反问道。“是真的，”汪肯定地说，“这消息我刚才从半导体里听到的。广播里还说只要拥有相当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干部、复员军人都可报名参加今年的高考。按此说法我们也应该有资格报名，让我们一块去考考看好吗？”这时我心头似乎也被他说得开始有点热乎起来，我拍着汪国弟的肩膀说：“好！只要让我们考，我们就去试试看。”那天，整个办公室一直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邓小平办事真有魄力。”有的说：“高考早就该恢复了。”有的说：“有了高考，今后咱们老师上课就不会再那么吃力了。”
第二天，教语文的小杨获悉我们将报名参加高考，也跑来说要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最后全校总共三个人准备报名参加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说实在的，当时我的态度并不十分坚决，他们俩可以说是“铁杆派”。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因为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当时我的社会地位最高，我是公办教师，汪国弟是民办教师，小杨则是代课教师。所以毛主席说社会地位决定革命态度，这一点不错。
后面的事情进展得还算比较顺利，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我们仨拿着公社教卫组开具的介绍信，迅即乘车赶到设在川沙县教育局里面的报名点办理了报名手续。每人的报名费好象只交了五毛钱，后来我在有关的文章中了解到，这五毛钱的标准据说还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考虑到“文革”刚结束，老百姓生活都比较贫困，不再增加群众的负担，可见当时政府是多么体察民情。
接着我们就开始紧张的高考复习。按通知精神当年的高考定于十二月初举行，从开始报名到正式高考仅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紧不说，我们手头一无教材二无复习资料。怎么办？为了使复习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佳效果，我们三人采取了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办法（这当然是现在流行的说法，那时并不这么说）。
汪国弟是66届高中毕业生，他数学好，就负责收集整理高考可能会考到的各种数学概念、定理、公式以及典型的例题。小杨自告奋勇负责历史与地理，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本“文革”前的旧教材，并为我们圈圈点点划出了很多重点难点。那一年高考不考外语，但因为我与汪两人报考了外语专业，都要加试英语。由于我当时在学校教的就是英语，另一方面从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上海电台开播的英语自学节目我一直在坚持收听，自认为英语不错，就主动提出整理英语语法条款，此外，我还负责政治学科资料的收集。那时候，社会上不时流传一些所谓的“复习资料”，我们千方百计搞到后，马上分头用复写纸手抄几份，然后分发给大家。至于语文学科当时确实没有化多少时间去复习，只能听天由命，好在学校一位语文老先生很热心，曾帮我们在古文知识上辅导了几回。
由于多年疏于学业，复习过程中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与其说复习，还不如说是重新学习。我虽是68届高中毕业生，实际上高中只读了一年不到“文革”就开始了，高中的文化知识缺了很多，尤其是数学，所以我在数学上化的时间最多，那么多的三角函数公式要记，到临考前还一知半解。
实际上，我在高考复习中的困难远不止这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我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孩子小才两岁半，那时我爱人单位远离市区，不能天天回家，家中老人又体弱多病，虽然白天孩子由老人勉强照看，晚上基本上由我带着，所以那时候我是又做爹又做娘，这或许也是我当初报名参加高考态度不够坚决的另一个原因。想起那些日子确实十分辛苦，常常要等到晚上九、十点钟哄孩子睡着以后，我才能开始复习功课。夜深人静看书复习的效果自然是比较好，但也不能经常搞得彻底不眠，以免影响白天的上班，好在那时学校教师的工作压力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在上班的时候，抽些时间用以复习还是可行的。最令我大喜过望的是，在临考前三天，当时的学校负责人向我们发出恩准：放假三天，在家复习，这无疑使我们获得“抱佛脚”的最后机会。
十二月五日，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终于开考了。我考试的试场是在浦东泾南中学，或许是过度兴奋或许是担心迟到，那天我早早就来到了试场。前来参加考试的人很多，年龄差异也很大，从外表模样上看各种职业的人都有。据说那年高考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录取比例为29：1，虽然录取率很低，大家怀着改变人生命运的共同目的走进了试场。当时的泾南中学校舍破败不堪，“文革”的伤痕到处可见。当我走进试场时，发现教室里的课桌参差不齐，而且桌面坑坑洼洼，幸亏我带来一块写字垫板，才免遭书写不平之苦。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很顺利。语文试卷前面有几句病句改错，还有一篇古文翻译，由于考前老先生及时点拨，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两篇作文题目任选一篇：1、知识越多越反动吗？2、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而且运用了三个“难道……？”的设问句构成有力的驳论架构，自鸣得意地完成了写作。由于语文考得比较好，所以给后面的考试带来比较好的心态。虽然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是我的“软肋”学科，但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我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该得分的题目，我一丝不苟认真做好，坚决不丢分，难做的题目我也不轻易放弃，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所以后来进了大学看到考试分数，发现数学考得也还可以，并未拖累总分。
以现在的眼光看，七七年那次高考的试题可以说是属于“小儿科”水平，很多题目大概比现在的中考还容易，但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学生胡闹不读书，几乎成了文盲，许多应届毕业的学生在当年高考中考分相当低，倒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凭着“文革”前在学校所学的扎实的文化知识，在七七年的高考中优势明显，独占鳌头。
当初我对别人说我参加高考不过是考考玩玩，真的考完以后，心里反而对结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期盼。一个月快过去了，终于等来了金榜题名时。当有一天我从学校人事干部手中接过“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通知书时，你可想象得到我是多么的激动与兴奋。两天里我象“范进中举”似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要知道我们朱姓的家谱里虽然前几代也有不少读书做官的，但到我这一辈与我父辈基本没人上过大学，他们都为家族中终于诞生了第一位大学生而感到自豪与荣耀。
我以“文革”终结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幸运儿进入了大学的殿堂。当我背着书包，提着行李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报到时，一切都令我感到十分新奇。走进新编的班级我发现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异是如此巨大，当时我班年龄最小的是坐在我前排，现担任洋泾中学英语教研组长的史英蓉，那年她只有十七岁，是上海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班的班长宋明伯，已过了而立之年，现担任南汇区大团中学的校长。全班共有四位同学上大学时已经有了家小，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七七届学生的奇特现象。尽管老的老小的小，但七七届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他们学习非常努力刻苦，我记得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语音室经常是座无虚席，晚自修要找一个位子很不容易。他们以“夺回失去的青春”的豪情，成为恢复高考以后在校学风最好，毕业后最有出息的一届学生。
“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是七七届学生讲得最多的一句话。这确实也是我的肺腑之言与真实写照。因为有了那一年的高考，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区学校工作，户口由原来的郊区集体户口迁回市区，随后我孩子的户口同样也从郊区迁回了市区；因为有了那一年的高考，大学毕业后我的薪水由原来每月三十六元提到了五十八元（须知在1982年这还算是比较体面的工资水平）；因为有了那一年的高考，并通过我其他方面的努力，使我在九十年代初，在同龄人当中比较早地评上了高级职称；也因为有那一年的高考，使我在以后担任学校各级管理职务的时候，拥有了应有的资格与底气……总而言之，那一年高考确实改变了我个人的人生轨迹。
三十年前，一代伟人邓小平以非凡的勇气和魄力，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序曲，写就了“春天的故事”的开篇。高考为千百万既没有钱又没有权的中国普通百姓提供了凭借知识与公平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台，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我从心底由衷地感激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恩泽。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一项原有的制度，而且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民族来讲更意味着历史性的复苏与新生，从此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